如漣漪散開
【「死在香港」系列之四】
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李菁跳樓自殺。
二零零九年三月一日，李菁的姐姐李鸝申請大角咀廟會一個攤檔，巧合地就在這天可以擺賣，李鸝把妹妹的舊書、CD賣掉，籌得4,433港元（諧音：死死生生），她用這一筆錢，創立支援聽障人士的「龍耳社」。
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稅局接受「龍耳社」申請做慈善組織，信件上寫明由三月一日開始。
二零一一年三月，房屋署批准「龍耳社」在石硤尾開設辦事處。
「每年到了三月，我情緒都會很波動。」李鸝眼眶都紅了，傷心妹妹離世，卻又欣慰不斷收到「禮物」。
聽不到的妹妹
李菁輕生，李鸝最初的反應是埋怨：「你就這樣丟掉走了？那麼不負責？！」
李菁一歲半時發燒，影響聽覺，但除了要戴助聽器和去聾人福利會接受語言訓練，唸的都是一般小學和中學，家人從來都沒有當她是殘障人士。李鸝坦言妹妹成績更好、也令爸爸期望更大：「李菁好叻，我不明白她在想甚麼，爸爸從小就催谷我們做功課，我反叛不理，李菁很聽話，爸爸於是要求更高。」爸爸在酒樓當侍應，可是看見李菁有興趣下棋，暑假特地帶她去廣州跟國家隊教練上課，又不斷報名參加國際比賽，代表香港去美國、希臘、伊朗等地參賽。
李菁在中學會考取得2A3B，是當時香港聽障人士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然而二零零四年在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畢業後，寄出二百多封求職信，都沒法找到工作，爸爸主動找傳媒幫忙，終於由痙攣協會聘用為文員。二零零七年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學系負責人主動邀請她當兼職教師，從事研究及協助弱聽小朋友。
但就在這一年，李菁向媽媽透露想自殺，媽媽很擔心，叫李鸝和妹妹去防止自殺的機構，李鸝當時還不以為然：「有甚麼要弄到自殺呢？多餘啦！」但還是和妹妹去了見社工，李菁之後又自己去了幾次，後來說不用，就沒再去。
二零零八年，卻從家住的屋邨跳樓。
父母非常傷心，並且責怪那機構。「他們也好難，我們作為家屬都想不到，社工見那幾個小時怎會阻止得了？」李鸝輕輕說，當那機構主動接觸，問需否接受哀傷輔導，父母都拒絕。
李菁在遺書寫著比較喜愛母親，爸爸大受打擊，多年來情緒不穩，更一度企圖跳樓自殺。
姐姐終於明白
李鸝是在出事後，才明白妹妹的處境：「很多事我們都沒有為意，但原來已經結下心結，累積起來便成為大石頭。」功課好，家人有期望，社會有期望，在聾人圈子裡，也有期望，但李菁原來一直都面對不少歧視，助聽器被同學拿來玩，只是這些，她都收在心裡。
最後一粒砂，是最後的一份工作。李菁原來並不懂手語，也不真正熟悉聾人圈子的文化，她在中文大學研究及協助弱聽小朋友，受到相當大衝擊。「聾人不當她是聾人，健聽又不當她是健聽，聾人不會和她玩，健聽又不明白，她夾在中間，兩面都不是人。」李鸝難過地說。
李菁去世後，短短幾天便有過百人去家裡慰問，葬禮花牌也有二、三百個，李鸝於是和熱心的義工一起成立「龍耳社」。她坦言這是精神寄託：「有些人以為我付出很多，可是創辦這機構給了很大安慰我。」接觸聽障人士，李鸝才認識到全聾和弱聽人士的文化很不一樣，連手語每個地區也不同，香港島聾人使用的手語，可以有別於屯門。最初李鸝致力為聽障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接著發現基礎教育也有不少困難，聽障人士由於外表看不出來，很多社會設施都沒有顧及，例如醫院診症由排隊變成電話預約，便沒想到聽障人士沒法用電話。
「原來問題這麼多，我才明白，才體諒，如果我是李菁，一開始已經撐不到那麼遠。」李鸝很快便沒有對妹妹生氣。她很享受五年來在龍耳社當義工：「老土一點地說，我以前只是想賺錢，但現在在做的事情，可以改變世界，好有滿足感。在龍耳賺到的，是好多好朋友！」
二零一二年李鸝還去贐明會受訓成為義工，可以幫助其他喪親家屬。
二零一三年的三月，終於沒那樣難受。
涉足殯儀業
龍耳社上了軌道，李鸝計劃開展另一個組織，為人們策劃葬體。現在不是人人都結婚，結婚也不一定設宴，再甚至不止結一次婚，可是喪禮肯定每個人只得一次，遲早都一定有。李鸝希望可以協助人們在能力許可時安排好「最後派對」，走得安樂，也讓家人不必手足無措。
構思暫時非常初步，提供的服務包括定期生命回顧及紀錄、殯葬流程觀光團、生前葬服務、「最後派對」策劃服務等，李鸝正和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磋商，尋找適合的合作伙伴。
「我相信每個人出現，都是有使命。李菁的使命是要經過好多掙扎，然後丟塊石頭落海，激起聾人圈子好大迴響──而我的使命就是要跟進這件事，繼續把漣漪放大，給更多人知道。這樣，我也會好過一點。」李鸝說。
( 編按：李菁的成績應為2A3B而非5A2B，已作更正。)
香港記者，1993年入行，2009年開始獨立採訪，長期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議題。調查報導《剩食》取得2012年香港書獎、台灣開卷好書2011年十大最佳中文創作；《有米》獲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最高票數），過往的專題報導亦獲得2006年人權新聞獎等。最新調查報導《死在香港》，探討香港人為何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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